我的父亲，生于民国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寅时，逝于公元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午时，享年六十九岁。

父亲在年幼时，就受到祖父严格的家庭教育和良好文化素养的熏陶，因此在父亲幼小的心灵里，就具备了一般人未能具有的人品。父亲刻苦练就的一手楷书毛笔字，在当地已经很有名气的。楷书正楷字体，是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修的经典之作。以田字格为底面，版面整洁明了，字迹工整清爽。父亲在写毛笔字时，他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心情，不着急且稳重，注意笔锋棱角。手的利导控制好，落笔起笔果断。正因为父亲在长期练笔中，具备了这些基本功，故能在当时的石泉南区，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书法名家。他的正楷书法的过硬功底，已有他当年在后柳小学教书时最出类拔萃得意门生，现任县政协委员、县鬼谷子研究会副会长郭世堂先生，在《石泉作家》2006年第五期中，以怀念我父亲九十冥寿之期，撰写的《怀念我的书法老师谢仙洲》一文中，代表性的作了详实而又公正的评价。在此，我要衷心感谢郭老师为我提供了我父亲在三、四十年代，从事教育工作“教学严谨，经验丰富，十分注重德育与智育的培养，累次被评为优秀语文教师”这一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我是无法知晓的。我想，这既是我父亲为地方的教育发展、为祖国的未来所作的重要贡献；更是这个作后人的我，得到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自豪。由于父亲在教育工作中始终爱岗敬业，治学严谨，深受其学生及家长的爱戴和钦佩，尤其在民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我父亲十九年蒙冤，但1979年又被平反昭雪，并恢复了教师职务，又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退休后正常享受退休待遇。父亲退休后，因为我也做了教师，所以经常他与我的交流比较多，尤其是对我担当了教师，要求我在教育教学这个岗位上，不仅提供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而且提出了许多工作上的具体要求，不能不算作是言传身教了。父亲在与我的交谈中，每次也少不了对我的人格教育。对我的成长、人生价值取向和定位，都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父亲年轻时自学能力很强，也善于汲取别人的经验，加上自已工作很踏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期，曾受到当时的石泉中学教育长沈兰甫（又名沈连方）先生的十分器重，并推荐他到了石泉中学杨易庭校长麾下从事教学工作七年时间，受到了杨校长的亲睐和全体学生的拥护。每逢学校的集体活动，平时的宣传标语、会标、校训、校风、教风、学风、警示语等等，书写任务，只有杨校长一句：“非谢老师莫属”，挥笔之事自然落在父亲肩上了。据说在民国三十几年，时任县长任宪武，曾亲自点将要我父亲用毛笔小楷撰写《石泉县志》共十六卷，这更是县长赏识父亲的正楷毛笔字的佐证。可惜这份对石泉的昨天、今天、明天，无论是经济发展、基础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各方面都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地方文献——《石泉县志》，不知流落何方，却无法考证，因此至今仅留给有关部门可考的只有残缺的一、二、三卷。这简直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后来相关部门的领导向我打听此事后才得知的。）

父亲向来不信神不信鬼，也不教唆别人信神信鬼。如果有谁生病了，他第一个要求寻医治疗。几年前，我被调入县文教局负责收集、整理、走访、座谈、起草、撰写县级《教育志》，去县级重点中学了解情况时，听到父亲时任该班班主任、现已是八十高龄的学生王广道谈起了我父亲的一件趣事：

原旧石泉中学的建校地址，正是执行“大力批判、打倒牛鬼蛇神”，所以新建的学校校址就在一块乱坟地中建起了教师宿舍。加之那时候城中央也不好找到好地块，学校决定下来立即找人修建。因为都知道教师宿舍是在坟茔地里建的，建好后不敢到新宿舍住，都怕闹鬼。可是房子空着没人住，有人住的宿舍很拥挤。父亲就对校长说：“新宿舍修好了没人住，我去住可以吗？”校长还支支吾吾地说：“都怕闹鬼，你不怕吗？你不怕的活你去住吧！”因为父亲不愿意几个人挤一间房子，况且夏天很热。于是，父亲当天下午独自一人抱着被褥和其他东西，去住新宿舍了。

第二天早晨，本应是早就起床的时间了，所有的人都各有所事。但总有几个老师还惦记着有个人没有起床，也曾有人来到他的宿舍门前打探无果。一个小时快过去了也不见我父亲开门出来办公。有的人干脆找到校长说：“谢老师可能昨天晚上‘有事’了，到现在没有一丝反应。”校长说：“喔，你们快去看看，是不是出事了？”有的人私下悄悄议论“谢老师是不是被鬼掐死了？”……

一群人来到我父亲的宿舍门前，可没有人敢敲门，校长和教育长也半信半疑。他们也随及来到我父亲的宿舍门前想看过究竟。当校长站在门口眼望着紧关的门说：“谢老师该不会有啥不测吧？”我父亲在屋里答话道：“就是觉还没有睡好，外面就开始‘闹鬼’，其它还没有啥。”大家相视而笑，不欢而散。不几天，就有杨西棠、范友堂老师相继入住了这座楼。于是，就有人作了几句顺口溜：“石泉中学一座楼，里面住了三大头，要问“三头”名和姓，西棠友堂谢仙洲。“（因为他们三位身材都很高大魁梧，故称三头。）

还有一次，听说日本一个神甫到安康某地，路经石泉并准备到石泉中学去看看，了解一下中国农村中学的校况。其他人听说“神甫”要来，有的人弄不清“神甫”是人还是一个怪物，干脆早早离开了学校，可以说人去楼空。我父亲未离校一步，神甫来了，他还饶有兴趣的走到校园内的板报专栏前这看看、那望望，我父亲凑拢去试探性地问他：“看懂了没有？神甫向我父亲投来一瞥善意的目光，好像不完全理解。父亲又问他：“看得懂吗？”他说：“能看懂点吧！”并向我父亲比划了一个大拇指，意思是板报的内容还不错。神甫走后，人们相继回到学校，有人说：“谢老师真胆大，敢跟日本神甫说话，不害怕吗？”我父亲说：“神甫也是人，有啥可怕的，他在我们的土地上还由了他不成？”从这里也可看出，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崇洋眉外的人。

我父亲解放前、后长期从事教书这个职业，自始至终也很挚爱他的职业。在石泉县境内，他教过的学生较多，如今大多已是年逾古稀了，有的已经作古。他的学生在与我谈及到我的父亲的教学和为人处事时，都是很钦佩很爱戴的口吻，他所工作过的地方，那些乡里乡亲对当年父亲严谨治学、教学有方、为人朴实的人品评价很高。也主要因为他既不嫌贫爱富、又不欺善怕恶。他向来能与普通百姓和睦相处，尊重他人。自1962年秋至1979年夏，他在长达近20年里被错划为“右派”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被管制时期，他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白天要参加繁重艰辛而又重复繁杂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挨批斗，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交待”毕了，就要接受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的批判，末了就由几个拿勾勾火枪的民兵押送回家，他们还少不了对我父亲“训示”几句：“只许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接下来，父亲就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坐几个小时，去写永远也写不完的“交待材料”。

父亲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他做义务工最多的是在墙壁上用毛笔书时事政治口号。他先是一人粉刷墙壁，弹墨线，然后写毛笔字。那些年，扬子明沟（即撤区并乡前的凤阳公社所在地）当道的十几个大院子、农家住户以及公社所属的几个单位，都被我父亲写上了毛笔字，至今还留有许多笔迹。

直到最近不久，我回老家办事，在另一处的老院子还发现了1968年7月，父亲写在那面山墙上脸盆大的毛笔字：“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掐指一算，这幅字已经有57年了，而且依然笔力雄劲，潇洒大方。

这在当时，他这份写标语口号的“差事”，远比其它四十多个地主反坏右分子所做的义务工，要轻松得多，总算不付出大的体力劳动。唯一能享受到的这一优惠政策的只有他。

父亲向来为人友善，即使是受批斗、挨整的岁月里，他也常常免不了帮别人做事，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只要有求，他定必应。那时候虽然都很穷，但人们的精神生活还是很愉满快的，尤其是每年春节到来之际，不少乡里乡亲和周围四邻，过年都时兴贴对联。每当腊月中下旬的时候，每天都有好几个人拿着红纸请他写对联，他都接下来。白天要上大集体劳动，根本没有时间，往往是天黑收工后，回到家稍微休息一下，就得拖着疲备的身子，点起煤油灯开始裁纸、结纸、弄墨，这时候他就让我给他打下手，捻墨牵纸、举灯照亮。他写完晾干，又一家一家的配上横额，分大门、厨房或圈舍折好捆好，封面上写好户主名字便于随到随拿。他常常要到十一、二点或凌晨才能入睡，他不仅不要任何代价，就连墨汁都由我家提供。自家的对联，要到吃团年饭前才能挤一点时间写，年年都如此。有时候还得听母亲唠叨几句：“年年都这样，这到为啥，何必呢？”。父亲总是说：“啥也不为，我能帮人做到的就是这点事，其它的我也无所能及呀！”

父亲十四岁起就随祖父一道在凤阳台的谭家铺子教书，之后，他离开祖父，分别在长阳的高坎子、藕阳天主堂、喜河的梅湖（旧时称喜河为梅湖）、中坝的关门石、后柳的牛石川小学，石泉中学等地教书，六二年被无故“清退”回家，直接参加生产队大集体生产劳动，接受劳动改造。父亲他生来就没有做过农活，很多农活对他来说十分生疏，一个穷书生要放下不够四两的钢笔，马上掂起那些粗木重石、刺藤荆棘，那无疑是一种无情的折磨。紧接着接二连三的罪名落在头上，并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除了生产队要他每月做满二十七、八个劳动日外，还要做大队、公社临时指派的“义务工”。一个高大的躯体，三下五除二就瘦得皮包骨头。那时大集体要靠工分吃饭，队里每天给他记三分工，况且无论是骄阳似火的盛夏，还是寒风刺骨的冬天都是这样。通过长时间队干部、党员、积极分子的监督，并实行“三红夹一黑”（即：三个贫下中农或队里的干部，监督一个“地富反坏右分”）的管制办法，实行封闭管制，家里人也跟着遭殃：首先，家里根本不许来任何客人，如因特殊情况来了非来不可的客人，干什么事、住多久、吃什么饭，都必须向生产队长作详细汇报，否则，又得开批斗会，罗置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让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一点我父亲作得最好，因为有时候确实来了“不该来的客人”，他只好避而不见。这样他也曾躲过几次批斗。被监视许多年后，又通过大队的常年考察，最后经公社党委书记的批准，一直认为父亲的‘悔改’表现好，并由李光照书记亲自指示生产队长，才给我父亲每日记五分工。这算是积了天大的德了。直到为父亲平反并落实恢复工职的前一天，都是五分工的标准，始终没有改变过。

无情的岁月和艰苦的生活，在我父亲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但更磨炼了他坚强不屈的意志，有一大批像他一样受过摧残和打击的“右派分子”，有的经过几次“运动”， 都先后离别了人间，而他以一身铮铮铁骨，傲霜斗雪，迎来了春光。他终于在党的怀抱里、温暖的社会中享受到了一份本身应有的人身权益和权利——平反昭雪，复职上岗！

父亲一生坎坷，虽然他晚年时期理应享受幸福的时光，可又患了严重的半身不遂，重病无情的折磨了两年多后，才勉强拄着拐杖、十分吃力的慢慢移动几步。连他最喜爱的看书、写字的基本能力都丧失了。到后来，病情稍微好转时，他还坚持用左手写字，尽管是那样东倒西歪、笔画散乱、难看，但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脸上早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这样他还经常练习写字。在他重病三年零三个月多一点的日子后，最终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撒手人寰，到了他的极乐世界。可以说我们这些作儿女的没有完全尽到本该尽到的孝心。此乃吾等儿女今生的一大憾事！但他给我留下的最好财富是：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如今，我已是年过半百之人，我敢头顶苍天、双起膝跪地的告慰父亲：我没有辜负您的殷切希望！愿您在九泉之下瞑目。但愿您老在那边过的更好！

2023年4月，我老家的一个亲戚突发疾病去世了，就随同他人乘车回老家为逝者悼念。当我昏昏沉沉从车里钻出来站了分分钟，清楚地看到原先咱们村已故老支书陈代寿的睡房外墙上，还有一幅脸盆大的软笔字：“认真看书学习，弄痛马克思主义”，我突然眼前一亮，这幅字出自于我父亲之手，看到这幅苍劲有力的楷体毛笔字，有说不出的激动和自豪。我当即问了在场的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说：“那幅字是你爸爸1966年6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头顶烈日写下来的。我掐指一算，到今天恰好57年了。身边的一位中年人顺口说道：“哎呀，与我同岁呀！”

古语云:欲教子先正其身，要想教育好我们的孩子，就必须先要做好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我在父亲身上获得的益处并不是吃的多好、穿得多么暖、多么漂亮，因为他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是无能为力啊……尽管如此，我和父亲相处本应是正常的也是微妙的。我体会最深的是父母与孩子的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的熏陶，远胜过所有用金钱堆积起来的高昂的培训与学习。

生活中，我的最好的观察者和模仿者，父亲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学习和为人处世中成为了我的样子。

无论在什么时期，每个家庭的教育方式千变万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何况这世上也根本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父母。但一个有着良好家庭教养的孩子，这一定是家庭中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所带来的效果。比如，家庭生活中，父母高尚的情操，高尚的品格，快乐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及健康生活的方式等等。我的家庭在教育我的过程中，父亲的言传身教，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改变我子的一生，是成就我今后一切社会活动好坏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爱遍及我的生活每个细小处，尽管在我的少年时期，作为父亲，他没有办法给予多么好的厚爱、父爱，但我依然感受到父爱：在学习上，用眼神传递；在软笔书法中，用手传递；在生活中，用语言：“不挑食、偏食”传递………但也有另一种爱，叫严俊。

今天正好是4月28日，应该是父亲107周岁纪念日。又看到父亲57年前留下的墨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在我六十六年的生命中，培养、教育我成长的人很多，他们每一位都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是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把我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培养成一名人民教师，在这其中，我的父亲作为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一位恩师，对我的影响最大。

父亲，我今生难忘的榜样！